据说李安的《色・戒》中删掉了一段易先生酷刑拷打女俘的戏，知情者说，这段戏充分反映出易先生的残暴和冷酷。
梁朝伟塑造的易先生其实已经很能满足人们对特务头子的想象，半掩在阴影下的脸、沉默寡言但说一不二、强烈的征服欲、旺盛色欲、有点虐待狂、有点神经质。在满足观众对特务头子色情、酷刑、变态的
张爱玲不这样，李安费尽精力表现出来的易先生的扭曲情欲和人性，张爱玲没有多作叙述，只有不断的算计，易先生的“奇遇”之念只一闪而过，更多的仍是枪毙王之后的算计：
日军宪兵队还在其次，周佛海自己也搞特工，视内政部为骈枝机关，正对他十分注目。一旦发现易公馆的上宾竟是刺客的眼线，成什么话，情报工作的首脑，这么糊涂还行？
从对易先生的描摹而言，我认为张爱玲更写实一些。内部斗争、争权夺利才是特务头子真正在意的事情。史学家魏斐德教授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用一定的篇幅分析了特工的酷刑、虐待技能，已经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环境的培育内化为身体的一部分――既然他们坚信被施刑的人是社会的毒瘤应该予以铲除，那这些我们看来扭曲的酷刑虐待，其实对多数特工构不成什么心理问题。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是去年去世的美国汉学界“三杰”之一、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先生，在医疗事故致残之后写出的力作。刘东教授和北岛先生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和附录的两篇记录文章中，对魏斐德教授的史学地位有很生动的介绍，不过，对这本书所涉内容评介却不多。
花了两周时间将《间谍王》读完后，我一方面确实佩服魏斐德教授搜集资料的功夫――这本书参考了数百种间接或直接的资料，试图以一种包罗万象的方式来处理戴笠的个人史和国民党的特工史；但另一方面，我也认为这本书的裁减比较杂乱：戴笠的发迹史、国民党特工史两大时间顺序和国民党特工组织的各种派系、特工技术的发展、特工机构的经费来源、特工组织有力的支撑――现代警察制度和警校的建立，还有特工的具体行动等等，不同的逻辑顺序混合到了一起，阅读时，如果自己不用笔记录一个年代表，自己重新划分章节，把这些庞杂而混合的资料理清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假如有人想在这本书中找出一些有关对戴笠及其国民党特务机关（包括蓝衣社、中统、军统）对敌人的酷刑、强奸、暗杀等各种猎奇的描写，那将会相当失望，我计算了一下，这样的具体描写总共算起来也超不过3页，且笔触相当冷静节制。而且这本书用史学的考察粉碎了很多我们对于“传奇”的浪漫想象――比如汪精卫刺杀载沣，他的英俊、气度和口才并没起多大作用，实际上是日本人的秘密干涉起了作用；“刺杀王”王亚樵其实也不过是个唯利是图的绿林强盗。还有对“中美合作所”这个罪恶渊薮想象的澄清，但魏斐德教授也许太想为美国在这一事件上辩污，他对《红岩》中刻画的那个用药物暗算共产党员的“蓝眼睛、鹰钩鼻”美国医生耿耿于怀，花费不少笔墨来澄清美国人是如何被戴笠所利用，但对《红岩》中刻画的军统特务的行径，并没有什么探究质疑。
这并不是一本情节起伏能带给人很多阅读快感的书，也不是戴笠的人生传奇――虽然魏斐德先生说他写这本书是在描述一条眼镜蛇，并抗拒他的毒眼。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并没有非常清晰地将戴笠的“毒”曝光于笔下――我在书中翻阅了很久，才从中抽象出一个面相肖马、藏身暗处的隐形人，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他自比诸葛亮，完全效忠蒋介石，他在政治斗争中对权力的攫取一切都拜蒋信任他的忠心所赐，但最后却又被蒋所弃。
《华尔街杂志》的评论说，这本书与其说是一个个人的传记，毋宁说是蒋介石中国的一份尸检报告。我个人认为评得很精到。书中最着力和精细之处确实在于描写特工的组织构架和蒋的政治手腕。全书大约有七成的篇幅描述特工如何组织以及内部的争权夺利，而后者正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易先生最放在心上的事。之所以如此，曾任力行社（国民党黄埔系最早的有系统的组织，后来发展出复兴社、蓝衣社、三青团等）总书记的贺衷寒总结得很清楚：蒋抓得最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但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又互相牵制；三个方面的内部又各自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彼此制约（比如特工部有戴笠、徐恩曾、毛庆祥三足鼎立），最后，这些人又都听命于蒋。这种组织方式和目的被魏斐德概括为一种“将风度和道德混淆一体的冒牌法西斯主义”――利用内部力量的牵制达致的军事独裁，缺乏强有力的意识形态。魏斐德用一句充满着讽刺语气的话来形容力行社，说它诞生在一个体现了帮匪结拜兄弟仪式和文人科举制的综合仪式中。
这样的组织模式必然对熟读《三国演义》的戴笠有深刻影响。事实上，启用各种渣滓是戴笠在蒋介石眼里最大本事之一。而1932年4月建立的特务处根本就是个大杂烩，组织和行事手段都极其拙劣和卑鄙，比如暗杀杨杏佛、史量才。他们行为规范是戴笠制定的各种夸张的训诫，包括特工不许结婚。虽然戴笠在斗争中逐渐通过获得宪兵侦缉部门和交通警察等管理权扩充了自己的实力。但依靠个人手腕与类似黑社会的管理模式（特工组织只能加入没法退出）并没有任何变化。戴笠与杜月笙的交情匪浅，管理特工组织的很大一部分费用即来自于与杜合作的贩毒事业。
从1938年军统正式建立到1943年中美合作所建立，戴笠领导的特工队伍的组织形式和为蒋介石排除异的工作性质并无变化――魏斐德认为戴笠和军统在为抗日所做的实在有限，有些甚至在帮倒忙――但他的秘密警察王国却在急速膨胀，因此魏斐德特别提出了一个问题：戴笠是国民党控制国家政权过程中的一个核心人物呢，还是他的秘密机构形成了一个影子政府，最终使统一了22年的中华民国不能巩固？
我想，对了解中国传统秘密社会的人，回答这个问题不难。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大多会利用秘密社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而那些以几乎同样模式组织起来的特工确实为蒋的政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当这样的组织形式面临更加有效的现代组织形式时，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
《间谍王》虽然并没有刻画出一条令人印象深刻的毒蛇――对于我们来说，书中戴笠所运用的手段太过熟悉，但魏斐德以一位卓越史学家的功力给我们详细讲述了国民党特工的发展史。不过，比起他那本精彩的《洪业：清朝开国史》，《间谍王》的倾向和立场似乎不那么“客观”，魏斐德教授几乎把所有的黑锅都让蒋介石和戴笠给背了，仅就这本书处理的主题而言，与同行黄仁宇、唐德刚相比，魏斐德教授这本书的指控不那么冷静。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美〕魏斐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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